茌平,寻访义和团的脚印

东方历史评论   2017-01-11  阅读 1

撰文:金满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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茌平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平凡的县治,平凡到很多人未必能将它的读音读对。


不过,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都曾发生在那里。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李开芳当年败死于荏平县冯官屯;捻军首领张宗禹最后“投徒骇河而死”,其中极有可能发生茌平县境内;而历史教科书上所称颂的义和拳领袖朱红灯,当年也曾在茌平县一带活动。


民间说法中的的朱红灯与主流描述有颇大差异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山东大学就义和拳问题做了一次针对性的调查访问,据朱红灯所在村庄的村民李连武回忆:“朱红灯小名叫小朱子,是个老实孩子。……这个人个子不高,一脸大黑麻子,身子很粗很胖。他在这庄学神拳有四五年功夫,为人很好,常常给人家治病、治疮的,给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钱。……这庄的人都很喜欢他。”


因为事隔六十多年,能想起当年事情的人大都上了年纪,因此回忆中出现偏差所难免,据笔者在茌平县所做的有限调查,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听说过朱红灯,当地人也几乎不知道这个人。这段历史,在当地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这与主流历史奉送的“英雄帽”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
庚子年前后,在茌平、高唐县一带活动的除朱红灯外,还有另外几位神拳首领如心诚和尚及于清水等人。心诚和尚俗名杨顺天,茌平杨庄人,后学得一身好武艺,人称为“铜头铁和尚”;茌平郝庄人于清水也是长期练拳,当地人说他“没爷没娘,有些流氓”。“神拳”兴起后,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等人的拳会彼此连成一片,互相声援,并与高唐、平原等地的拳会相联络。另外,大李庄李会献、吕官屯李潼关、梁官屯关东岭、后朱楼朱启明和赵官镇李延起等人也在各庄成立“神拳”组织,并与朱红灯等人互通声气。


刚开始时,茌平一带的“神拳”还是秘密活动,1898年连续旱灾后,各村纷纷设场,全县“八百六十余庄,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”,声势一时鼎盛。1899后,朱红灯等人更是公开打出“天下义和拳”、“兴清灭洋”的口号,并与平原、长清等地教民及官军发生剧烈冲突,这也可以说是庚子年义和拳运动的先声。直到1900年初,袁世凯出动新军将之镇压,茌平一带的义和拳势力才向北往南直隶(今河北南部)扩散,并最终酿成惊天巨祸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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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对茌平历史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,那就是笔者夫人来自茌平县。在随夫人多次回山东老家并经过齐鲁大地时,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地区,何以会在一百多年前接受“降神附体”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观念,并使得这一运动不断传播扩展,以至于引发了一场浩劫呢?


如果单纯依靠书上记载,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,唯有实地的考察、亲身的体验,才能部分探究到历史进程中潜藏的动力和原因。据笔者的观察,鲁西北地区大都是平原地带,它和济南一带、胶东地区乃至鲁西南地区都有着较大的差别。这一地区,并没有因为邻近孔子故里而文风茂盛,反而由于人口密集、土地贫瘠并且容易遭受灾荒,这一带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,而由此往北的河北地区、京津以南,和鲁西北一带的情况极为类似,加上华北地区的乡民大都淳朴单纯,习武成风,这也解释了义和拳迅速向北扩展而不是转向其他地区。


说到习武成风,笔者想起清末袁世凯练新军时,招兵通常在山东、河南一带,原因是那里的男子身材魁梧且多不识字,这样的兵利于掌控,多出“忠君爱国”之士。袁世凯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,辛亥之役中,造反的都是南方新军,袁世凯一手练成的北洋新军则成为镇压起义的主力。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,倒是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,“毕竟不识字的可靠!”
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鲁西北平原或者说整个华北平原,在气候、土壤构成、农业作物甚至民情民风大都雷同。通常而言,这片区域以种植小麦、玉米、高粱为主,其他则有大豆、花生、土豆、棉花等,品种并不算多。和南方相比,这里的作物以高杆为主,笔者某年秋天从保定到石家庄,一路看到的华北大地,全是染黄的“青纱帐”,和茌平所见几乎一模一样。或许因为当地气候干燥而风沙较大的缘故,这一带的人群看上去也有些相似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《红高粱》一作成名,其老家山东高密,想必也是遍地青纱帐罢?


华北平原是骑兵驰骋的天堂,昔日的战场如今早已为风沙所淹埋。在北京有一次路过僧格林沁祠,想起当年这位猛将在荏平冯官屯将太平天国北伐军余部一举剿杀,后以此功进亲王衔,世袭罔替,神勇可知。如今茌平冯官屯西有条新河,过太平桥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,范庄村东头有一片洼地,据说就是活埋李开芳手下那些太平军的地方。


不过,僧格林沁没有想到的是,十年后他的蒙古铁骑被同样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打得全军覆没,老僧王仓惶中躲进麦田,结果被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头撞上,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!一代名将,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,真可谓历史的捉弄。细说起来,僧格林沁死的地方在山东曹州高楼寨(今菏泽),离荏平县冯官屯其实并不远,也就百里之遥而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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茌平县于夏商时代属兖州,周属齐地,秦行郡县制,置茌平县,因县境在茌山之平地,故名茌平。自秦置县以来,茌平因黄河多次改道而三移县城,数易归属。元、明、清三朝,茌平属东昌府(今聊城)管辖。据笔者有限的调查,当地居民很多都声称来自山西大槐树,估计与元末战乱及明初靖难之役有关,很多家族自山西迁来。


就古时交通而言,茌平旱路有官道,水路有运河,自古属通衢大道必经之处。在笔者夫人所在的肖庄乡朱启虎村,笔者意外地发现一块立于同治年间的石碑,碑长三米,宽约一米余,碑文标题曰“计开车马田诸村公约”,所记之事系因官道上来往差使频繁,当地不胜其扰而特捐出公田数十顷为“车马田”,并指定某村专门耕种,以供来往差役之需。此碑早已断裂,碑头雕刻精美(所刻两字不知为何字),倒卧在村西,碑身则侧卧在村东,两者相距约200米,保存相当完整,当地文物部门似应关注下。


茌平位于京杭大运河东昌府至临清府(即《金瓶梅》主要背景地)之间,目前运河早已废弃。在茌平期间,笔者多次探访古运河某段支流,不过窄长的河道中早已无水,有也是污水潭子,周边杂树丛生,依稀能辨认出是人工挖成的沟壑。在其中的一段,笔者看到一个完全被毁弃的闸口,只剩下重达数百斤的大麻石条残存于两岸,依稀能看出当年的一丝风采。有意思的是,运河虽早已废弃不用,当地人却仍保留了它的古名——“运粮河”,这倒是符合历史的叫法。


茌平段运河北接德州段运河,原为汉屯氏河,即隋之永济渠。京杭大运河开通后,南北货物互济,其中又以“南粮北运”为主。自北宋后,因黄河改道淤积或战乱等原因,运河时通时断,直到明清两代,运河中兴并达到鼎盛,德州段运河成为漕粮转运的重地,一时“舳舻首尾相衔,密次若鳞甲”,几成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。清代中叶后,海运兴起,河运日渐衰落,特别在咸丰五年(1855年),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,运河淤积受埋,至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漕运全线停止。民国后,德州段运河虽趋残破但仍保持2米水深,可航载重20至30吨的木船。70年代末,因河道常年干涸而彻底停航,也就是今日看到的景象。


黄河在山东境内的改道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义和拳的兴起。黄河改道对当地水系造成巨大冲击,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,导致水系紊乱、河湖淤浅,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,形成了“非涝即旱”的恶性循环。事实上,庚子年前连续两三年的水涝旱灾让灾民无所事事,“练拳”与“打教”(拳民认为天不下雨是洋传教士与教民信教所致)一时风起,并非是没有原因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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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年5月21日,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:“我相信,只要下几天大雨,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,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”。


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,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,如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:“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春天至冬,未得下雨,汗(旱),春麦未种,……直隶三省未下透雨”。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,除了山东与直隶外,山西、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。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,当年都有“春夏大旱”,“十室九空”,“晚禾尽萎,大饥”的记载。由此,历史上描述旱灾“赤地千里、“易子而食”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,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。


从心理学意义上说,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。一般来说,水灾有时间限定性,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,只要大水退去后,灾民即可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,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,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。再者,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,也可以通过疏浚河道、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的信心。换句话说,水灾是一目了然的,但旱灾就不一样了。


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,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,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、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。水灾一旦发生,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,人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,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而无法产生预期。


如柯文在《历史三调》中说的:“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,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:什么时候下雨?干旱什么时候结束?它会结束吗?简言之,水灾形成后,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,而旱灾形成后,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。可以说,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”。


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,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(玉皇大帝),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,祈求上苍原谅,赐以甘霖。但是,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,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。


干旱使得直隶、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,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。最为巧妙的是,义和拳宣扬的“反教”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,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,当时北方久旱不雨,原因是“洋人得罪了老天爷”,所谓“天无雨,地焦干,只因鬼子止住天”,“天久不雨,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”,只有“扫平洋人,才有下雨之期”。


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中说:“群众不善推理,却急于采取行动。……那些教条,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”。中国有句老话叫“天怒人怨”,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,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。洋人、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,正好为“天庭震怒”找到了原因。


洋人洋教(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、电报、洋行等)得罪了老天爷,这个观念是不容怀疑的,因为从逻辑上说,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,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。正如时人王照在《行脚山东记》中说的,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,当地人“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,禾稼皆死”,于是“齐向洋人拼命”,但“他日见禾稼不死,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。”


事实上,当年六月,直隶、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,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,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:“团即返奔,途中自相语曰,天雨矣,可以回家种地矣,似此吃苦何益?”遗憾的是,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、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,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,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
事实上,那些在华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,某传教士在信中说:“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,……人民无所事事,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……形势越来越险恶,如果一直不下雨,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,我们知道,如果上帝愿意,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。”另一个传教士也说:“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,正是由于久旱无雨,他们才在这里闹事,并不是因为义和拳……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,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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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旱灾带来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失去了理性,出于对洋人与洋教破坏国人传统生活的憎恨,义和拳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不容讨论的排斥态度。除了焚教堂、杀教民之外,义和拳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,正如《天津一月记》中记载的:“团中云,最恶洋货,如洋灯、洋磁盂,见即怒不可遏,必毁而后快。于是闲游市中,见有售洋货者,或紧衣窄袖者,或物仿洋式,或上有洋字者,皆毁物杀人”。


鉴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具有先进性并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,因而除了毁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,那就是给洋货或带“洋”字的货品改名换姓,譬如“洋药”改称“土药”、“洋布”改称“土布”或“西布”,“洋货铺”改称“广货铺”,就连从日本引进的东洋车,本不属于“反洋”系列的产品(当时的日本人在国人眼中乃同文同种,和西方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,庚子年的事件本与日本无关),但车夫们还是忙不迭的将之改名为“太平车”,并用醒目的红纸贴在车尾,以防不测(六十多年后,红卫兵将“西红柿”改成“东红柿”,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)。


毁物之后,伤人杀人随之。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,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连续的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: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,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洋人甚至外交官(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);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,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;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。


据马士在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中的统计,在庚子年这场以“排外”为主要特征的浩劫中,外国遇难者的数目仅为231人,而被杀的中国教民及无辜百姓,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。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,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。


据统计,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,而直隶、北京、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,如《庚子国变记》中的记载:“城中焚劫,火光蔽天,日夜不息,车夫小工,弃业从之。近邑无赖,纷趋都下,数十万人,横行都市。夙所不快,指为教民,全家皆尽,死者十数万人。杀人刀矛并下,肢体分裂。被害之家,婴儿未匝月亦毙之,惨无人理。”


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中说,“群体是个无名氏,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”,“群体感情的狂暴,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。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——而且人数越多,这一点就越肯定——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,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。在群体中间,傻瓜、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,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,会感觉到一种残忍、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”。


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,这就是一种得到充分宣泄的群体性暴戾,而这种暴戾在当时被赋予了“正义性”,在这段全面失控的特殊时期,这些施暴者因为人多势众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(这点与66年后的“红卫兵浩劫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)。


法国大革命及其残酷性令勒庞得出一个结论,而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庚子年,这就是“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,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,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,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”,正因为如此,“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,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,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,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。”


在失控状态下,暴力便代表了“正义”,杀戮也成了家常便饭。令人恐惧的是,类似的事情在后来八国联军对义和拳民的屠杀中,得到同样甚至是加倍的报复。在暴戾性杀戮面前,东方与西方、愚昧与文明几乎没有本质性的区别,加上后来那些清军残兵败勇的劫掠暴行,老百姓才是这场浩劫中的最大牺牲品。


很可惜的是,义和拳以神权起家,但这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,它严重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支撑,因此注定是机缘巧合的昙花一现。特别在后来热兵器的打击下,在更为强大的杀戮面前,义和拳的神权无法保持它的权威,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枪炮声中销声匿迹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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